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因此，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违宪了，全国人大有权予以监督。

新中国立宪的政治逻辑提供了革命建国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远景，为此个人要主动融入集体之中，集体也需要融入国家之中，由国家一并担保社会和个人的自由。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然而，宪法的成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相反意味着新革命的开启。[70] 刘刚：《现代政治代表的历史类型与体系结构》，《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第656页。[23]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7页。当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走下神坛，革命法制和阶级斗争理论不再作为指导法制秩序的主线发挥作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规范秩序就应成为统治权威的根本来源。三  围绕国家建构而形成的宪法秩序 五四宪法将通过革命建立国家的目标法律化，使之成为宪法实施时不容否拒的内在前提。

这有助于为国家转向提供缓冲，避免国家陷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激烈动荡。[10]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26]江必新：《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载《人民论坛》2013年11期。

因人设事、因人设岗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体制改革权的法治化要求行政体制改革要从依法或依授权开始，并要将改革的成果入法，即要通过修法或立法来巩固改革成果，防止改革反弹。这导致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行政执法部门层次过多、职责不清、权责脱节和多头执法等问题，造成管理对象的无所适从，由此破坏了法治的权威，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三)是实现改革总目标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通过改革，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

通过纵向上的法律分权和横向上行政权力的综合化配置，改变行政权力在纵向上高度集中与横向上过于分散的状况。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纵向上实行法律分权。[19]薛刚凌主编：《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9]即使为适应急剧的社会转型和改革的需要由行政机关设定行政改革，也应有法律授权或者由有权机关的明确授权，以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的权限不足问题，使得那些于法无据、甚至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改革措施获得合法性。[10]有学者建议，我国行政改革权的行使可按以下3个步骤进行：(1)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论证和决定行政改革方案行使行政改革设计权。改革的推行要求对原有的相关法律予以调整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有学者认为，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难题，不在于表面上的‘体制摩擦，而在于这种摩擦背后的‘利益摩擦。

要把法律当成转变政府职能的依据，把法治当成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并把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体现在法治政府建设上。必须以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的方式推进改革，使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力量支持。

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行政编制法，政府机构的设置、人员的编制设置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进入专题： 行政体制改革 法治化 。

[5]［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4页。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然而，从我国组织立法来看，行政组织的立法体系极不完善，在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对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等都是原则性规定，未对不同类别行政机关的设置和职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行政改革权指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重新界定配置行政权、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规模以及完善公务员制度的权力。(2)重大改革事项的立法程序。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走法治之路，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并应通过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等方式来有效推进改革。

这次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授权，进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改革的一次生动演绎。2.行政体制改革权运行程序的法治化。

如果行政组织的设立没有法律的基础，可以不依法而自生自灭，那么，相应的人员配备也会因此而不合理、不合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要求转变改革方式，树立法治改革观，将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走依法改革之路。

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如果不区分行政体制改革的设定权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权，不明确行政体制改革设定权的归属，由政府既行使行政体制改革的设定权，又行使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权，就无法摆脱政府同时扮演着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双重角色的窘境。

这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行政体制改革权运行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如果缺乏法定程序保障，行政体制改革权就无法正常有效地运行。[20]罗豪才、宋功德：《坚持法治取向的行政改革》，载《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1992年2月3日和6日，法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关于行使地方议员权责条件法和关于共和国地方行政指导法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将地方分权改革一步步推向高潮。也只有通过听取和整合各方面的意见，改革方案和措施经过反复论证，才能保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最终得到落实。

一方面，有权机关要赋予该机构一定的执行手段。行政体制改革权属于国家权力范畴，其设定主体只能是国家权力机关，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即应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设定，不能由国家行政机关自行设定。

具体来说： (一)是消除行政体制改革中人治因素影响的必然选择 进行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并公布了共包括61部法律的省厅改革施行关联法，明确了各省厅之间的关系和每个独立行政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等，在充分的立法基础上，2001年1月才开始新一轮的行政改革。

[24]参见石佑启、杨治坤、黄新波著：《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行政改革权的设定主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18]法国议会在1982年通过了《关于市镇、省和大区权利与自由法》，以此为据开始了以权力下放为重要内容的地方分权改革，为实现1982年确定的目标，法国在此后10年间共颁布了71项法律和748个法令予以补充和完善。如果说改革必然要试错，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纠错以防止出现一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失误。历次改革中，行政部门往往未经法律授权以规章、命令、决定等形式自行设置机构和配置权力，造成改革的混乱。

[14]法律分权的重心就是在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上级地方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地方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法治化，依法规范二者关系，并在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之间、上级行政机关权力与下级行政机关权力之间探寻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从而建立起一个有权威、有内聚力的中央政府和上级行政机关以及有活力、有向心力的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机关[15]。社会公众要求参与改革与行政的呼声和能力不断提高，改革决策与方案的形成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政府活动需要更多地与公众进行互动沟通，这样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而不能引领和推动改革。这是指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将反映行政职能相同或密切相关、管辖范围类似、业务性质相近的行政权力进行合并，相对集中配置给一个行政部门，由一个大的部门统一行使相关的行政权力。

[22]方世荣：《试论公众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权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专刊。[7]罗豪才、宋功德：《坚持法治取向的行政改革》，载《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